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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湧大約三十年前,迷你倉最平我大學剛剛畢業到媒體供職,突發奇想創辦了一個《對話錄》專欄,因為這段經歷,我採訪了梁漱溟、馮友蘭、季羨林、費孝通、吳冠中、李澤厚、劉心武等等名碩。當時,大部分家庭尚無電話,不管是誰,基本都是設法找到地址去敲門,能談就坐下來談,不能談就再約。幹了一年多,專欄有了些規模,有位朋友提醒我:“你把半個城的文化名士家都跑遍了,難得這樣好的機會,為什麼不趁機和每位都留影紀念呢?”這裡需要提醒大家:當時相機也不普及,報社不發,個人難得有。但這位朋友知道我家有架老相機,還相當好使。在他看來,我確實是什麼便利都占了,卻不知道利用,實在可惜!其實,我也覺得朋友的建議有理。但是,臨出門總是想不起帶相機。拜訪這些人,心思全想著怎麼和人家對話,哪裡顧得上拍照?最近看到麻省理工教授 SherryTurkle的文章,開篇講的是一段類似的事情,但用的是不同的角度。她有位朋友是喜劇演員AzizAnsari,在洛杉磯街頭經常成為追星族們的目標。大家紛紛拿著手機要拍照。他對自己的粉絲相當客氣,但拒絕合影,而是要和他們攀談。粉絲們的狂熱勁一下子褪去許多,談不出所以然來,最後帶著未能和名人自拍的手機失望離去。SherryTurkle以研究新技術對人類生活的影響而知名,2011年出版了 《孤獨地在一起》,探討移動通訊技術對當今一代人的衝擊。她用AzizAnsari作為例證來說明自己的主題:Aziz主動和自己的粉絲們對話,難道這些粉絲蜂擁而至,不是要和自己有一些交流嗎?但Aziz馬上發現:粉絲們要的不是和他互動而是記錄,即用手機自拍下和他在一起的景象。自拍的功能就在這裡:用攝像標出我們生活中的一個時刻,不惜為此打斷我們生活的經驗本身。久而久之,經驗已經不重要,甚至乾脆消失,只要能抓住那個鏡頭存到手機里就行。為什麼大家對自拍如此著魔?因為自拍的下一步是分享。套用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句式,就是“我分享,迷你倉以我存在”。不自拍不分享,似乎就是沒有生活過。其實,這並不是生活,而是生活的停頓。大家在那一刻都忘掉正在從事的活動、對著手機自我“冷凍”成形,有人還特喜歡亮個剪刀手。於是,大家不停地自拍、傳送分享。這些活動,不僅在教室、會議中進行,甚至侵犯到劇場、餐桌、葬禮,甚至夫妻情侶上了床也各忙各的短信。最近奧巴馬在曼德拉的葬禮上和丹麥女首相施密特熱絡自拍,惹得第一夫人米歇爾一臉慍怒的照片,在媒體上走紅。嚴肅的讀者並不會對奧巴馬是否當著妻子的面和女首相調情的小報主題浮想聯翩。但是,大家都是國家首腦,每時每刻都被攝像機盯得緊緊的,難道這還不夠?在這麼一個歷史性的葬禮上,用自拍來另開一台戲,在肅穆的場合中自尋快樂,豈不有失國體?可見,自拍如同病毒,不僅侵蝕孩子,也襲擊成人。反省一下,有了網絡後,我也仿佛中了毒,特別喜歡拍照,然後上傳到微博分享。散步、跑步、騎車、爬山、掃雪、種地……越來越離不開相機。特別是跑步騎車,往往是訓練休息日的擺拍,並非真正從事這些運動時的照片。畢竟,幾十公里的征程不能奢望有人追著給照相。當然,這還不是自拍。我依然不用手機拍照,只能說染上了近似自拍的毛病。不過,自拍也好,他拍也好,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所記錄的,其實都是我們生活消失的瞬間。一篇宏文,不可能用一個長長的句子寫成,中間少不了句號。我們的生活中,也有著各種各樣的停頓,人們以此慶賀自己走過的歷程。但是,只有句號、沒有文字,就成不了文章。只有停頓中的慶賀,沒有真實的歷程,則不成其為人生。回想當年的記者生涯,我後悔的不是沒有留下照片,而是沒有和那些“大腕”充分談話。比如,當我看到有人整理出口述史式的梁漱溟自述時,首先的反省是:為什麼我忘記了這一工作?再說遠一點,蘇格拉底上街,是和人們論道,由此留下的智慧,兩千多年來依然讓人類受用不盡。如今人們上街,拿著手機隨處自拍,所見證的則是自我的消失。(作者為美國薩福克大學副教授)mini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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