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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音樂之都”？這是上世紀90年代起，文件倉華語音樂人為深圳貼上的光鮮標簽，如今，深圳是否仍然對得起這個隆重的名謂？近年來，由於酒吧、歌廳經營狀況日漸式微，電子媒介、互聯網高速發展導致的音樂版權問題懸而未決，華語音樂的發展空間日趨逼仄，這種蕭瑟的大環境下，深圳的音樂之路如何重覓曙光？上述疑問，正是10月19日舉行的“20 13年深圳福田酒吧音樂文化節暨原創音樂論壇”中，�多音樂評論人、資深D J、樂隊主唱、文化學者深度研討的內容。他們為深圳流行音樂的未來所開出的“藥方”是，發展“現場音樂”，讓L IV E音樂成為深圳最具標識性、地域特色的文化名片。深圳不是“音樂之都”，而是“音樂中轉站”？“只要有一個平台，讓深圳音樂人能夠充分施展個性和原創能力，深圳流行音樂就有未來。”本色音樂總監、知名音樂策劃人郭翔用擲地有聲之語對深圳音樂的未來作出了預判。那麼，深圳音樂“平台”何在？層出不窮的音樂節、轟動一時的選秀都曾讓深圳音樂新秀局部“井噴”。姚貝娜、張�遠、周筆暢、陳楚生等成名于選秀的歌手，已足以證明“深圳好聲音”並不稀缺，但無法抵禦的現實卻是———一家家酒吧、舞廳經營狀況日漸慘淡，多個老牌音樂節（如根據地音樂節）沒落或停辦，就連官方重磅打造的“中國音樂金鐘獎流行音樂大賽”（俗稱深圳金鐘獎），也僅僅是一熱，尚未形成持久的品牌效應……音樂人所期望的“平台”不增反減，削弱著深圳“音樂沃土”的成色。近年，深圳夜場娛樂生態發生劇變，也隱隱地壓縮著樂手的生存空間。先前一度流行的“樂隊駐場”形式，已淪為酒吧經營者心目中的雞肋。“近年，由於物價提升、市場萎縮，很多酒吧經營者都被迫壓縮成本，而養活一個‘樂手’顯然要比養活一個‘樂隊’成本低得多———‘樂隊’往往意味著幾個人頭的工資，幾套獨家配置的音響，他們能夠奉上更高質量的現場音樂，但對於經營者而言並不經濟。”積木魚音樂團隊負責人、福田音樂家協會副主席阮汛透露，先前曾有多個成名于深圳並在選秀舞台中奪得重獎的樂團，後來都無可奈何地遭遇“單飛”命運，“樂隊曾經是現場音樂最重要的支柱，樂隊沒了，現場音樂當然要衰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而�多音樂人也把深圳視作“他鄉”，他們蟄伏于深圳，大多只為靜待一個爆發性的成名機會，而一旦如願以償，他們就會積極地“去深圳化”，要麼北上京都，要麼南下港漂，與自己的音樂故鄉迅速撇清關係。與其說深圳是“音樂之都”，不如視為“音樂中轉站”更為貼切，這個善於造夢的城市，始終未能在“音樂夢”上達到樂手們滿意的期望值。因此而造就的惡性循環是———那些尚未成名的底層音樂人以深圳為聚集地，卻又以“逃出”深圳為榮，深圳在華語樂壇中的地域角色，似乎僅僅是個可以隨時遺棄的中介。改變“聲優曲劣”狀態，要靠更具張力的現場音樂刺激“我們缺的不是中國好聲音，而是中國好歌曲。”中國流行音樂學會秘書長、《人民音樂》主編金兆鈞道出了深圳音樂，同時也是整個華語音樂圈的根本困境———“聲優曲劣”。縱觀深圳歌手的成名之路，以原創作品為矛“殺出一條血路”的猶如鳳毛麟角。“大多數歌手都是翻唱他人舊作而成名，但極少能見到一首人歌合一的原創作品，創作靈感匱乏是當下音樂人的通病———如今這個時代，物質誘惑太多，音樂創作也受迫于市場需要，把創作周期從一年壓縮到數月甚至數周，這種快餐化、速食化的氛圍又怎能創作出雋永的精品？”合�音樂學院副校長沈海爭如是說。那麼，怎樣才能重新激活一座城市的音樂原創能力？在與會嘉賓看來，“回歸現場”是不可或缺之舉。“現場樂隊是原創音樂創作的重要力量，在深圳有優良的發展空間，只要政府、企業、傳媒共同合力，就一定能為現場音樂和原創歌曲營造最佳的生態和氣場。”金兆鈞表示。現代音樂人為何難創優質作品，其一緣由是生活環境、演繹環境太過“閉門造車”，缺乏足夠的現場刺激。“我最近和一些音樂人存倉天，他們感嘆，好幾年沒聽過真正的LIV E了，這是很不正常的……音樂人要想突破自己的創作瓶頸，充分激發自身的靈感，很多時候要靠強大的外力刺激才能實現。一定程度上，音樂人需要LIV E，需要某種整個人、整個身體細胞被充分調動的陶醉感———‘現場音樂’就是最好的催情器，而這恰恰也是深圳的強項，作為一個LIV E音樂底蘊深厚的城市，深圳不應丟棄‘現場’這個地域特色。”吉他深圳負責人木笛表示。即使當下深圳夜場文化生態制約了樂隊的存活與生長，但深圳畢竟形成了龐大的移民文化圈、穩定的LIV E音樂鑒賞圈子、個性化的審聽需求、才能卓越但名氣不大的音樂人團隊，這些都是刺激原創音樂發展的良性因素。或許，只需要一個契機，就能把這些潛伏的元素點燃，深圳現場音樂、原創音樂，正在積蓄著強大的勢能和張力。但音樂人終究是要“吃飯”的。“要想讓深圳的現場音樂回到上個世紀末‘萬人空巷’的狀態，當務之急是積極解決音樂人的生計問題。寸土寸金的深圳，生活節奏過快過猛，音樂人很容易被這種匆忙的節奏帶亂——能夠被經紀化、衣食無憂的音樂人畢竟是少數，比如，有的基層音樂人晚上在酒吧唱歌，白天竟要去購物場所或士多店打另一份零工；有的音樂人是好幾個人擠一間逼仄的農民房；有的音樂人被酒吧炒魷魚後被迫另找工作……當‘生存’成為一種迫切需求時，音樂理想自然就被束之高閣，音樂本身也成為了糊口工具，哪有精品可言？”郭翔補充。自媒體時代，音樂人可以“自營銷”“自推廣”科技和媒介的發展，讓一部分現場音樂形式“作古”之餘，又讓另一種嶄新的現場音樂形式取而代之。現階段“酒吧駐唱”難以為繼，音樂人大可轉移遷徙，以“街唱”、“電唱”、“走唱”等更為靈活的形式突破酒吧這個單一的空間，使現場音樂更加貼近大�，最理想的狀態是，音樂再也沒有地盤限制，幾乎在深圳任何一個角落，你都有機會目睹一場真正的LIV E演唱會，體驗全城呼應下的音樂律動。這並非天方夜譚的妄想。歐美地區，“街道劇場”已成為音樂人展示個性和才藝的舞台，縱觀R A P、R & B等如今全球流行的音樂形式，它們孕育之初，僅僅是個別黑人在街頭的即興說唱而已。如今，以饒舌、節奏為重要組成部分的黑人音樂，已經與歐美街頭文化融為一體，這些“國際經驗”足可證明，音樂並不是音樂廳、酒吧、D廳、劇場等封閉空間的專利，更多開放化、公共化的空間也可被樂符所感染。而在自媒體時代，“微博營銷”也成為了深圳音樂人、樂隊的推廣手段。“現在的微博幾乎是透明的，曝光頻率高的話，可能會有更多的演出機會。”木笛透露，“自媒體”提供了便利的公共傳播資源，深圳音樂人也可以走上一條“自經紀”、“自推廣”的道路，而通過微博定向吸引與自己演奏風格、創作風格相近的目標受�，也可以實現更具精准度的音樂營銷。而另一個檢驗城市音樂指數的度量衡是L IV EH O U SE的數量和專業度。LIV E H O U SE意指小型現場音樂演出場所，最早起源於日本，後迅速波及歐美地區，它們擁有酒吧的“殼”，卻配置有頂尖的音樂器材和音響設備，適合近距離欣賞現場音樂，由於觀�與藝人距離接近，LIV E H O U SE的演出效果往往優于大型體育館的效果。去LIV E H O U SE消費現場音樂，早已成為國外樂迷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如今，深圳較為知名的LIV E H O U SE有華僑城創意文化園的B10現場和車公廟的紅糖罐空間、寶安的F518造音社等，但目前陣容與北京、上海等地相比仍相形見絀。“深圳若要匹配‘音樂之都’的名號，還需在音樂的平台和硬件上繼續下功夫，政府可以將廢舊廠房、閑置空間改造成針對LIV E活動的場館，並集中資源舉辦更多專業性更強、影響力更廣的音樂節（或大型音樂活動），深圳現場音樂力量的持續增長，恐怕需要官方先行助推。”木笛補充。採寫：南都記者周正陽圖片：由受訪者提供儲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