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外交》雙月刊網站7月9日文章】題:即便好政變也是壞的 副題:菲律賓、委內瑞拉及其他國家給埃及的教訓(作者美國巴德學院政治學教授奧馬爾·恩卡納西翁)  要想知道埃及第一位民選領導人為何迅速垮台,迷你倉沙田以及此事對該國的未來有何影響,採取廣泛對比的手法會有所幫助。穆罕默德·穆爾西總統屬於同穆斯林兄弟會有關聯的自由與正義黨。該國軍方推翻他的方式並非絕無僅有。事實上,此舉相當符合“公民社會政變”的模式。我在2002年的《世界政策雜誌》上撰文講述了企業、勞工和公民組織把委內瑞拉的烏戈·查韋斯趕下台的簡短過程,從而首次闡釋了這個概念。其他學者後來把這個概念運用于其他政變,比如2001年的菲律賓政變、2002年的厄瓜多爾政變、2006年的泰國政變和2009年的洪都拉斯政變。所有這些事例都表明,公民社會政變並不屬於它們號稱的民主模式,埃及的情況看來也是如此。  拯救民主實為鏟除民主  公民社會政變為新民主國家所特有,特點是通過持續抗議活動推翻民選領導人,而且通常得到了軍隊的幫助。具體地說,公民社會政變與普通政變的區別在於公民社會與軍隊的伙伴關係。政變背後的人往往會辯解說,他們的目的是拯救民主,而這是自相矛盾的,因為他們其實是在鏟除民主。這是托克維爾說的公民社會肆意妄為;它沒有耐心謹慎地致力于改善民主的質量,而是氣惱又焦躁,策劃實施既突然又極端的政治變革。  在我那篇關於查韋斯被推翻的文章里,我列舉了公民社會政變的三個先決條件。首先,由民主承諾最多算是可疑的領導人掌權。其次,政治機構由於腐敗、無能和忽視國家基本需求而未能滿足公�對經濟增長和穩定的預期。第三,政府的主要反對者是公民社會的要素(工會、宗教組織、公民團體),而不是正規組織的政治勢力。這些條件綜合作用導致的後果是,在社會廣泛不滿和法治崩潰的背景下,生機勃勃的公民社會與喪失合法性的政治體制之間出現敵對關係。在這種情況下,爭端和政治危機是在街頭而不是立法機構化解的。  埃及具備所有這些條件。掌權後,穆爾西很快地展現出了對民主的矛盾態度。去年11月,他試圖獲得法外權力,從而凌駕于法律之上。他宣稱自己需要借助這些權力迴避充滿敵意的司法制度,因為把持司法的主要是前政權的殘餘勢力。不過,埃及人認為這完全是為了攫取權力。同年12月,穆爾西強行通過新憲法,在女性權益方面開了倒車,同時擴大了軍方權力,許多埃及人感覺遭到了背叛。  穆爾西掌權的簡短時期還受到經濟動蕩的困擾。埃及當前的生活水平低於穆巴拉克時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革命前,該國有40%的貧困人口。如今的數字則是50%。在政變前的數周里,食品、燃料和其他基本必需品接連出現嚴重短缺。當然,穆爾西接手的是一個困難重重的經濟體。不過,穆爾西的政策加劇了政治動蕩和不確定性。這反過來使得政府幾乎無法恢複一度欣欣向榮的旅遊業、增強投資者信心,或者說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捐助機構相信新的民主政權根基穩固。  最後,一年半以來,我們很難分辨反對派的具體構成。這是自下而上的民主過渡的共同特徵,由此往往不會形成統一的政治反對派,而是會出現一批反對派組織,而它們之間的分歧比它們與政府的任何分歧都要大。如此一來,政府與不滿者很難達成妥協,構建一個忠實的反對派來制衡執政黨並通過政治體系傳達公�不滿的難度則更大。在導致軍方加以干預的抗議活動中,埃及反對派的渙散特色得到了充分體現:混雜的親民主團體聚集在一起,唯一的共同目標就是把穆斯林兄弟會趕下台。  “好政變”未必能帶來民主  有一種固有傾向是把公民社會政變視作好政變(相對於沒有獲得民�支持、由軍方主導的壞政變而言)。無論如何,公民社會政變創造了一種可以打造新民主國家的空白狀態,從而預示著重�民主進程的誘人前景。埃及自由派所持的就是這種觀點,他們不遺餘力地避免使用“政變”這個字眼。  但是,公民社會政變能重�民主的觀點未免過於樂觀。委內瑞拉和菲律賓體現了兩種更有可能出現的局面。在委內瑞拉,國有石油企業擬議實現國有化之後,出現了一股股罷工浪潮。軍方把查韋斯扣為人質約48小時,然後取消了設立臨時總統並舉行新選舉的計劃,接受查韋斯宮復原職。軍方之所以被迫改變主意,是因為其意識到自己無法控制該國最有組織的政治勢力--查韋斯主義者。這些人誓死效忠查韋斯,導致大約20人死亡的反政變暴力示威活動就說明瞭這一點。  委內瑞拉與埃及的相似之處值得一提。如同委內瑞拉一樣,埃及改變趕走了該國最有組織的政治勢力--穆斯林兄弟會。當然,與查韋斯不同的是,穆爾西並未被穆斯林兄弟會視作該組織的代表人物。不過,迄今為止,該組織領導人堅持要求讓穆爾西複職。穆斯林兄弟會的發言人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採訪時說:“不存在替代性選擇。”他還說:“我們要麼讓總統官復原職,要麼讓他們在街道上對我們開槍好了。”  2001年,在菲律賓的第二次人民力量革命期間,軍方在民�展開4天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之後推翻了總統埃斯特拉達。把他趕下台之後,軍方把副總統阿羅約扶持為該國新領導人。阿羅約擔任總統至2010年,任內風波不斷。從相當程度上看,這是因為她受到其前任遭人以不正當手段廢黜的事件拖累。她設法挺過了埃斯特拉達的支持者發動的幾次暴力抗議活動,其中包括大約300萬示威者2001年衝擊總統府的風波。這些人宣稱他們代表了第三次人民力量革命。在埃及,尋找穆爾西的合適替代者是個難題。  對於民主來說,公民社會政變幾乎從來都不是好事。具體地說,埃及人可能更應該等到穆爾西屆滿後下台,而不是終止他笨拙但民主的任期。就目前來看,埃及如果能像委內瑞拉和菲律賓一樣收場就算是幸運的,因為該國很有可能走上一條更悲慘的道路——內戰。隨著穆爾西支持者持續開展暴力活動,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似乎越來越大。如果說,過去這幾十年讓觀察家有所領悟的話,那就是民主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民�是否能夠等待在投票站而不是在大街上擊敗現政府。標簽:穆爾西 埃及人 政變 埃及 查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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